风暴背后的武汉往事:转型中一度迷失,雷军曾在这里受挫

作者: 保险  发布:2020-02-13
导读:文 ✎ 林夏淅编辑 ✎ 邢昀“一线贯通,两江交汇,三镇雄峙,四海呼应”。 武汉,中国经济地理的中间位置,常住人口1100万,九省通衢,占尽交通优势,也成为承接南北交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。南来北往的码...

文 ✎ 林夏淅

编辑 ✎ 邢昀

“一线贯通,两江交汇,三镇雄峙,四海呼应”。

武汉,中国经济地理的中间位置,常住人口1100万,九省通衢,占尽交通优势,也成为承接南北交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。

南来北往的码头文化孕育出这里大胆、热辣、江湖的城市性格。

曾经凭借深厚的工业基础,武汉一度驾乎津门,直逼沪上,但改革开放后,武汉发展逐渐迷失,经济结构调整中一度掉队。

作为全国大学生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,从这里走出来的微信之父张小龙和小米创始人雷军,都成为了互联网行业中的“名角儿”,但武汉却没有抓住互联网行业起飞的最初风口,没有诞生一家土生土长的互联网巨头。

“桃李天下”的背后,并非武汉的无私,更多的应该还是一种无奈。

如今凭借光谷和科教优势,老工业城武汉试图翻出新一页。

重工业底色鲜明

易中天在《读城记》中写道,武汉拥有“最好同时也最坏”的地形和地理位置——左右逢源,腹背受敌,一南一北,不三不四。

武汉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左右逢源到腹背受敌。

洋务运动时期,张之洞大笔一挥,汉阳铁厂、湖北枪炮厂等相继创办,武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工业重镇。

因为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良好的工业基础,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为武汉立过这样的构想,“略如纽约、伦敦之大”。

历史积累深厚,武汉在新中国成立后承担起发展重工业的重担。

“钢铁要过关(山海关),钢铁要过江(长江)”的口号下,以武钢、武船、武重、武锅等“武字头”企业为典型,国家将大批重点项目建在了武汉。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,武汉的工业总产值还位列全国第四,仅次于北京、上海和天津。

重工业为武汉经济发展带来了刚猛之势,也套上了枷锁。

20世纪90年代,经济体制转轨,政策开始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,与此同时国企改革大潮之下,“国有体质”明显的武汉面临巨大压力。1990年,武汉在全国的GDP排名一下子从上年的第九位下滑至第14位,此后武汉与第一梯队差距拉大。

重工业式微之下,武汉不断挣扎转型。2007年开始至2019年,从武锅的亏损、出售,到武钢、宝钢合并,武船并入中船集团,曾经盛极一时的“武字头”企业,各自找寻新路径。

在这期间,武汉市规模以上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占比从2012年的30.9%大幅下滑至8.1%。国有经济单位就业人员占比也从47.4%下滑至15.01%,依托国有企业和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方式,渐渐制约了武汉的经济活力。

见证过钢铁产业的辉煌,重工业时代带来的硬核属性,以及码头文化描出的底色,让武汉在互联网世界以“朋克之城”意外走红。

金属的、叛逆的、烟火气的种种城市基因,成为朋克文化的完美土壤,这里诞生的生命之饼、妈妈、死逗乐、愤怒的狗眼等朋克乐队,用喧闹的旋律留住了武汉曾有的浓烈工业气息,还有那些用钢铁堆砌出的记忆。

迷失的二十年

在体制转轨、结构调整的过程中,武汉一度陷入迷失。

1992年,邓小平南巡第一站到达武昌,专列停留29分钟,“发展才是硬道理”在这里提出。然而一大批沿海城市开始对外开放、发展民营经济时,老工业城市武汉转身缓慢。

重工业遭遇重创,较为封闭的经济环境,相对“内向”的贸易,这些都使得武汉民营经济在发展中始终缺乏鲜活的“血液”。

武汉曾经全国闻名的汉正街,也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经历了阵痛。

汉正街,曾经是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小商品市场第一街,以“敢为天下先”的精神,在1979年率先恢复了小商品市场,给103位待业青年和社会无业人员颁发了小商品营业执照,扔掉“投机倒把”的标签。

按照后来人的评价,“拉开我国城市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帷幕”。

1982年人民日报发表《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》,汉正街经验吸引了无数湖北周边省市的小商贩。1985年,汉正街个体户达到1542户,销售额突破了5亿元。

而随着沿海地区一批批小商品市场的兴起,汉正街在1991年首次被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超越。

义乌逐渐走向国际,而汉正街却和武汉一起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低谷期。

在国家非平衡战略之下,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先后于2000年、2003年落地,中部排头兵武汉深陷“中部塌陷”的焦虑,武汉市市长曾于两会期间三问“武汉在哪里”。

出口的数据可以明显反应武汉的迷失,Wind数据显示,相比于郑州、成都两个内陆城市,以及杭州、广州两个沿海城市,武汉的出口依存度始终较低,而这对于需要开放性的民营经济长期发展而言并非喜事。

直到2006年“中部崛起”刺激下,武汉才开始有所蜕变。

一方面重塑城市建设,试图摆脱“大县城”的印象。彼时,武汉市内据说有大大小小五千多个工地,到处尘土飞扬。

另一方面,寻找新的经济支柱,复兴大武汉。

这期间,武汉开始承担一系列国家战略和改革创新试点任务,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、“一带一路”长江经济带、国家中心城市等国家战略聚焦武汉。

而汉正街也开始经历一轮与城市功能相匹配的转型升级,2011年汉正街开始搬迁改造,并且谋求品牌化,主打原创设计。

新的汉正街,除了路面更宽、规划更优,在现有的产业体系上也不断优化升级。2019年8月,武汉国际时尚中心开业,官方给出的定位为“亚洲原创时尚产业聚集区”。

2019年9月,武汉市政府发布新的《汉正街复兴总体设计方案》,计划到“十四五”末,汉正街年交易额将突破3000亿元,着力发展跨境电商,“内向”的汉正街,或将由此转变。

武汉追上了一些,但前路仍长。

离开又回来的“雷军们”

武汉,国内在校大学生密度最高的城市,平均来说,路上每10个人里,很可能就有一个大学生。

这里的高校为互联网行业输送了一大批有生力量,包括微信之父张小龙和小米创始人雷军,以及名震江湖的华科帮,但武汉并没有因此坐上互联网的快车。

1991年,武大毕业的雷军,和三个合伙人一起成立了三色公司,稍显老式的名片上,印着武汉市武昌XX饭店103室的办公地址。

可惜仅仅半年,公司经营不善倒闭,在雷军的总结中,满腔的热血和冲动,并不能弥补社会资源、资金和经验的不足,受挫的雷军最终选择了北京。

而雷军,只是每年走出武汉的三十万分之一。

作为全国大学生比例最高的城市,武汉市拥有130万在校大学生,83座普通高校的教育资源,在数量上仅次于北京,每年产生3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,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教育大都市。

可惜坐拥大量“一手”人才的武汉,并不具备留下他们的吸引力,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对武汉的经济发展形成制约。

据统计,2019年武汉大学生留存率为64.8%,在全国新一线城市中排名第五,并不算低,但两所985高校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,毕业生留汉比例仅分别为26.08%和27.02%,在同期二十所二线城市一流高校毕业生本省就业率的排名中,分别位列倒二和倒三,仅强过沈阳的东北大学。

长久以来在武汉占据重要地位的制造业普遍利润较低,用人成本也低,形成了武汉整体偏低的工资水平,这成为武汉人才流失的一大原因。

除此之外,在武汉为人称道的高新技术企业,大多集中在半导体行业和生物医药行业,产业结构相对单一,每个领域内突出的企业更是屈指可数。

目前在武汉大学读博士的林雨告诉市界,在她的概念里,武汉还没有足够吸引她的、特别理想的公司,工资也比较低,大概率会选择离开。

市界统计了当前武汉59家A股上市公司2018年的净利润,规模在163.22亿元,对比杭州、深圳的716.46亿元和4378.41亿元,武汉仅是杭州的22.78%,深圳的3.73%,差距相当明显。

毕业于中南财经税务专业的思可则表示,她的同学大多去了北上广深的事务所、企业或者事业单位,留在武汉的几乎没有。

华科大毕业、现就职于华为光谷研发部的黄彭彭认为,在他所从事的IT行业里,薪资水平和可选企业数量,是他的同学们离开武汉前往北上广深的主要原因。

武汉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,经济要发展,需要在人才留存方面下一番功夫。

2017年武汉新启动的“百万大学生留汉计划”和“百万校友资智计划”,想在5年内留下100万大学生,并邀约全球武汉校友智力回归、资本回归。知名校友雷军和泰康保险董事长陈东升,都成为武汉市招才局首批请回的“招才顾问”。

而以光谷为核心,武汉在错过一轮轮风口后,最终抓住了移动互联网的尾巴,斗鱼等土生土长的武汉互联网企业正越来越多。

截至2019年底,“百万校友资智回汉”专场活动累计签约项目总投资已突破2.6万亿元,而2020年1月7日《长江日报》报道称,“百万大学生留汉计划”已实现新增留汉大学生109.5万人,提前两年完成原计划。

更多的人,才有更多的希望,统计年鉴数据显示,2017年武汉市净迁入人口16.69万人,相比2015年和2016年的净迁出状态,已经是一个转变。

武汉“第四镇”,光谷

区别于文教中心武昌、商业中心汉口和工业中心汉阳,光谷正在逐渐发展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的武汉“第四镇”。

但这一段路,光谷走得并不容易。

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在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高新区后,又在2001年凭借高校科研实力,在众多竞争城市中获得了“光谷”的称号,定位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。

经过多年培育,光谷的长飞光纤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光纤预制棒和光纤光缆供应商,对5G产业影响甚广;长江储存代表国内储存芯片的最高水平;而主攻中小尺寸显示屏的华星光电,也代表了世界可量产显示技术的最高水平。

成果虽丰,但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局面也在光谷逐渐形成。

互联网行业成为风口的近几年,武汉在这部分却几近空白。直到最近三四年,光谷才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,对标美国硅谷向高科技产业聚集地转型。

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将武汉光谷确立“第二总部”。继雷军系企业小米科技、金山软件、顺为资本先后落户光谷后,其好友周鸿祎也带着奇虎360而来。此外,尚德、VIPKID、51 TALK、猿辅导等一系列在线教育企业入驻光谷,让这里成为在线教育的重要基地。

截至2019年底,共有86家知名互联网企业相继在光谷设立总部或第二总部,带动的就业岗位达到3万余个,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平衡、丰富武汉的产业结构。

在武汉小米工作的小琦告诉市界,2016年他从武汉大学毕业的时候,那里还没有什么机会,现在从北京调到武汉,主要是考虑到更小的生活压力和不变的薪资待遇。

但同时他也认为,光谷的互联网产业目前还是处在发展初期,和北京相差甚远,不仅头部企业较少,很多在武汉的业务也都相对边缘。

光谷在不断做出尝试,也在不断扩充自己的半径。

原先以光谷转盘为标志性中心的光谷老城区,已经逐渐装不下高速成长的科技公司,向东溢出,以光谷中心城为中心再建一个光谷,相比光谷老城区具有规划更合理、面积更开阔等优势。重点引进金融机构、企业总部、商务办公等,新来的小米就落地于此。

从房价来看,2015年以前,光谷所在的洪山区,房价一直低于武汉市平均水平,2016年7月首次以1.14万元/m²的价格实现反超。2020年1月,光谷1.89万元/m²的房价,高于洪山区均价,更是高于武汉市均价,无疑是更具活力的存在。

真要和美国硅谷相比,光谷面前当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,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武汉的希望。

几十年的发展历史,武汉的路径可以用一个“N”字来形容。而在经济快速追赶,硬件提升之后,城市管理成为新的重要议题,亟待升级。

如今,武汉身处风暴中心,再次敲醒警钟,经济发展需要与公共管理、社会服务等其他环节联动提升,才能让城市的根基更平稳有序。

武汉,曾在,往事:http://www.zjnby.com/baoxian/3643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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